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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朱国振:“九字警句”“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如何而来?
来源: 交通言究社    发布时间: 2019-11-19 10:02:12    您是第0位浏览者

导  语

今年以来,浙江高速交警针对防范二次事故提出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句广为传播,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九字警句”从何而来?浙江高速交警在破解次生事故、降低事故伤亡方面还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尝试?请看对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朱国振的专访。

交通言究社:

朱总队长,您好!浙江高速交警针对预防次生事故提出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那这九个字是怎么提炼出来的呢?

朱国振:

“九字警句”的提出和年初浙江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有关。这两起事故,都是因为司乘人员在第一起事故后没有及时、安全撤离而导致。经统计,全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二次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20%,每年因二次事故死亡的人数高达120余人,这个损失是非常沉重的。我们分析认为,高速公路跟地方道路不一样,全封闭、干扰少,因此车辆通行速度快、通行流量大,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不及时撤离等于“送死”。为什么这两起事故的当事人没有撤离呢?主要是因为很多驾驶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一般的交通安全宣传也提醒驾驶人在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及时撤离,但是宣传效果并不好,驾驶人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交通安全宣传要简洁明了地告诉驾驶人应该怎么办,并且要便于传播。经过概括、凝炼,我们提出“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让驾驶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做。

“即报警”还是“再报警”,我们当时还进行了推敲,最后决定用“即”,因为“再”有前后的含义,实际上这三个动作是同样重要的。

交通言究社:

朱总队长,“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句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掀起一股热潮,很多驾驶人是自发传播,这一点我们大家有目共睹。浙江高速交警是怎样做到的呢?

朱国振:

针对二次事故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传统的交警路面末端管理、被动处置存在局限性,并开始将事故防控的着眼点聚焦在以交通安全宣传为代表的源头治理等“非传统”领域,将交通安全宣传作为事故预防的“第二战场”。确定“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句后,我们以传播快、覆盖广、知晓率高为目标,通过全省高速公路电子屏高频次显示,各服务区、收费站显要位置粘贴宣传标语,依托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平台广泛报道,进行了全方位、无盲点、多角度、多手段、全矩阵的“轰炸式”宣传,全方位提升宣传覆盖面、信息到达率,使司乘人员应对次生事故的主动防范意识大大增加。

通过“九字警句”宣传,今年以来,辖区高速公路因长时间(15分钟以上)停车引发的次生亡人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6起、7人,分别下降66.7%、70%;因人员未及时撤离引发的亡人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26起、28人,分别下降23.53%、30%。在有的事故中,当事人看到高速公路上的“九字警句”提示后刚刚离开车,车就“嘭”的一下子被后面来车撞掉了,当事人被吓得不会动弹。例如,2019年2月26日,诸永高速往诸暨方向,一辆轿车抛锚后停在超车道上,交警指挥中心通过电话要求车上所有人员撤离到右侧边护栏外,车上2人撤离至护栏外仅仅半分钟,轿车就被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猛烈撞击。如果当事人没有按照指示快速撤离,后果可想而知。

根据抽样统计分析,经过宣传,当事人对“12122”报警电话知晓率由59%升至70.9%,防范次生事故的正确处置率从35.7%上升至60%;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次生事故大幅度减少,由此造成的死亡和受伤人员同比分别下降20.83%和40.63%。“九字警句”也因此获得业内广泛认可,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邻近省份也在当地加以推广。

另外,我觉得交通安全宣传不能仅靠交警一家,可以整合社会力量来开展。我们在10月1日开始的“安全带 生命带”宣传就借助了名人效应来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

交通言究社:

朱总队长,可以看出“九字警句”是您在高速公路次生事故防范工作中的一项新思路。据我们了解,除此之外浙江高速交警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工作机制,如“我是伤者第一亲人”,收到了不错的反响。能否介绍下相关情况?

朱国振:

高速公路大多远离城区、过境车多,一旦发生事故,伤者往往陷入举目无亲、无人依靠的困境,很难找到家属去处理,有的伤者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没有人为其办理救治手续、交纳救治费用、邀请专家会诊而错过救治的黄金时间,导致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终生的伤痛和难以挽回的损失。

2017年以来,总队在工作中开创性地提出并深入践行“我是伤者第一亲人”温情承诺,号召全体民警把事故伤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关怀和对待,千方百计挽救伤员生命。

这一工作机制要求民警在交通事故处置中必须做到“三必须”:现场处置民警必须及时了解伤员情况,先期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有伤员送医的,大队必须安排民警到院跟踪了解后续救治情况;有危重伤员的,大队或支队领导必须到院协调相关救治事宜,并从医资力量配备、协助转院治疗、落实抢救费用等各个环节提供最优保障。

例如,前段时间在杭金衢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后车的外地驾驶人在事故中头部受伤并陷入深度昏迷,管辖大队第一时间按照“就近就优”原则落实了救治医院和抢救费用,指定一名民警全程参与伤员救治工作。由于伤势较重,大队领导又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外院专家,并安排私家车接专家前来会诊,经过全力抢救,成功挽救了这名危重伤员的生命。这体现了我们是真的把事故伤员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和关怀。

交通言究社:

我们都知道,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交警的职责是把伤员送上救护车,而在“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下,交警必须到医院跟踪了解伤者后续救治情况,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朱国振: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交通事故后重症病人的救活率不到40%,这是非常可惜的。交警往往是交通事故特别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最清楚现场情况的人,虽然交警的职责是处置事故现场、将伤员送上救护车,但我们本着保障司乘人员生命安全的“初心使命”,提出并践行“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得到了社会和被救治人员的肯定和赞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断推进这一机制运行,凡交通事故中有受伤人员,民警要全部跟踪到医院,并协助医院做好一些救治工作,例如,在去医院的路上,民警就与医院或医生联系,沟通清楚伤者主要伤在哪里,使伤者到达医院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抢救;对需要跨地区进行危重伤员转院治疗的,由总队指挥中心统一协调沿线各支队进行保畅,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危重伤员护送至目标医院。

交通言究社:

为保证“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落实,浙江高速交警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朱国振:

为有效落实“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我们首先从建立机制入手。2018年,总队与卫计、财政、消防等四部门联合发文,通过明确工作方案,有效破解了经费、专家、绿

通过“九字警句”宣传,今年以来,辖区高速公路因长时间(15分钟以上)停车引发的次生亡人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6起、7人,分别下降66.7%、70%;因人员未及时撤离引发的亡人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26起、28人,分别下降23.53%、30%。在有的事故中,当事人看到高速公路上的“九字警句”提示后刚刚离开车,车就“嘭”的一下子被后面来车撞掉了,当事人被吓得不会动弹。例如,2019年2月26日,诸永高速往诸暨方向,一辆轿车抛锚后停在超车道上,交警指挥中心通过电话要求车上所有人员撤离到右侧边护栏外,车上2人撤离至护栏外仅仅半分钟,轿车就被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猛烈撞击。如果当事人没有按照指示快速撤离,后果可想而知。

根据抽样统计分析,经过宣传,当事人对“12122”报警电话知晓率由59%升至70.9%,防范次生事故的正确处置率从35.7%上升至60%;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次生事故大幅度减少,由此造成的死亡和受伤人员同比分别下降20.83%和40.63%。“九字警句”也因此获得业内广泛认可,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邻近省份也在当地加以推广。

另外,我觉得交通安全宣传不能仅靠交警一家,可以整合社会力量来开展。我们在10月1日开始的“安全带 生命带”宣传就借助了名人效应来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

交通言究社:

朱总队长,可以看出“九字警句”是您在高速公路次生事故防范工作中的一项新思路。据我们了解,除此之外浙江高速交警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工作机制,如“我是伤者第一亲人”,收到了不错的反响。能否介绍下相关情况?

朱国振:

高速公路大多远离城区、过境车多,一旦发生事故,伤者往往陷入举目无亲、无人依靠的困境,很难找到家属去处理,有的伤者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没有人为其办理救治手续、交纳救治费用、邀请专家会诊而错过救治的黄金时间,导致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终生的伤痛和难以挽回的损失。

2017年以来,总队在工作中开创性地提出并深入践行“我是伤者第一亲人”温情承诺,号召全体民警把事故伤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关怀和对待,千方百计挽救伤员生命。

这一工作机制要求民警在交通事故处置中必须做到“三必须”:现场处置民警必须及时了解伤员情况,先期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有伤员送医的,大队必须安排民警到院跟踪了解后续救治情况;有危重伤员的,大队或支队领导必须到院协调相关救治事宜,并从医资力量配备、协助转院治疗、落实抢救费用等各个环节提供最优保障。

例如,前段时间在杭金衢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后车的外地驾驶人在事故中头部受伤并陷入深度昏迷,管辖大队第一时间按照“就近就优”原则落实了救治医院和抢救费用,指定一名民警全程参与伤员救治工作。由于伤势较重,大队领导又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外院专家,并安排私家车接专家前来会诊,经过全力抢救,成功挽救了这名危重伤员的生命。这体现了我们是真的把事故伤员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和关怀。

交通言究社:

我们都知道,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交警的职责是把伤员送上救护车,而在“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下,交警必须到医院跟踪了解伤者后续救治情况,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朱国振: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交通事故后重症病人的救活率不到40%,这是非常可惜的。交警往往是交通事故特别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最清楚现场情况的人,虽然交警的职责是处置事故现场、将伤员送上救护车,但我们本着保障司乘人员生命安全的“初心使命”,提出并践行“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得到了社会和被救治人员的肯定和赞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断推进这一机制运行,凡交通事故中有受伤人员,民警要全部跟踪到医院,并协助医院做好一些救治工作,例如,在去医院的路上,民警就与医院或医生联系,沟通清楚伤者主要伤在哪里,使伤者到达医院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抢救;对需要跨地区进行危重伤员转院治疗的,由总队指挥中心统一协调沿线各支队进行保畅,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危重伤员护送至目标医院。

交通言究社:

为保证“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落实,浙江高速交警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朱国振:

为有效落实“我是伤者第一亲人”工作机制,我们首先从建立机制入手。2018年,总队与卫计、财政、消防等四部门联合发文,通过明确工作方案,有效破解了经费、专家、绿色通道等多个环节的瓶颈问题,并创新实施了“零费用”救治、异地转院、远程会诊、空中救援等多项工作举措。同时,我们与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合作,将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纳入社会救助基金使用范畴,各驻地支队积极走访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理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渠道,初步解决了部分危重伤员初次抢救经费难以到位的难题。截至今年9月底,总队各级共发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费用垫付申请33起,累计金额达158万元。

其次,总队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为事故伤员的及时有效救治创造条件。今年年初,我们主动对接浙江省急诊医学质量控制中心(浙江省创伤救治联盟),双方在探索高速公路创伤急救工作体系、建设高速公路创伤急救协作网络、组建创伤救治专家团队、建立常态沟通议事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8月,在省卫健委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首批30家医疗基础条件较好、创伤急救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作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员救治的推荐网点,试点推行高速公路危重伤员“优先送救”推荐网点;也确定了首批162名业内专家,组建省市两级创伤救治专家团队,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创伤急救工作实战、培训及创伤救治能力、救治质量量化评价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此外,我们还将交通事故现场急救培训纳入民警警衔晋升必训科目,使现场处置民警能及时了解伤员情况,先期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变民警为“急救医生”、“施救队员”,变警车为“救护车”、“应急车”。截止2019年7月,已有1082位民警(占比60%)取得现场急救初级证书,为事故危重伤员救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两年来,总队辖区危重伤员民警到院跟踪率始终保持在100%,危重伤员救治成功率由2016年的41.7%上升到2018年的58.5%,提升16.8个百分点,累计减少死亡约106人。因此,“我是伤者第一亲人”这项工作是非常值得做的。色通道等多个环节的瓶颈问题,并创新实施了“零费用”救治、异地转院、远程会诊、空中救援等多项工作举措。同时,我们与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合作,将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纳入社会救助基金使用范畴,各驻地支队积极走访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理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渠道,初步解决了部分危重伤员初次抢救经费难以到位的难题。截至今年9月底,总队各级共发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费用垫付申请33起,累计金额达158万元。

其次,总队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为事故伤员的及时有效救治创造条件。今年年初,我们主动对接浙江省急诊医学质量控制中心(浙江省创伤救治联盟),双方在探索高速公路创伤急救工作体系、建设高速公路创伤急救协作网络、组建创伤救治专家团队、建立常态沟通议事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8月,在省卫健委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首批30家医疗基础条件较好、创伤急救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作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伤员救治的推荐网点,试点推行高速公路危重伤员“优先送救”推荐网点;也确定了首批162名业内专家,组建省市两级创伤救治专家团队,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创伤急救工作实战、培训及创伤救治能力、救治质量量化评价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此外,我们还将交通事故现场急救培训纳入民警警衔晋升必训科目,使现场处置民警能及时了解伤员情况,先期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变民警为“急救医生”、“施救队员”,变警车为“救护车”、“应急车”。截止2019年7月,已有1082位民警(占比60%)取得现场急救初级证书,为事故危重伤员救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两年来,总队辖区危重伤员民警到院跟踪率始终保持在100%,危重伤员救治成功率由2016年的41.7%上升到2018年的58.5%,提升16.8个百分点,累计减少死亡约106人。因此,“我是伤者第一亲人”这项工作是非常值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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